隨著全國“兩會”的臨近，高質量發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財稅體制改革、國企改革、區域協調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等重要話題備受關注。

　　其中，區域協調發展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戰略之一。財政部表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支持加快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通過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深化合作，對保障我國能源資源的安全、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國企業在全球開展布局，以及把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出口到國際市場，改善和提升我們的出口結構，都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

　　近年來，我國推動區域發展的指導思想從重視地區各自發展、相互競爭，轉向強調頂層設計，加強區域協調。例如我國制定了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其中兩個主要著力點就是加強頂層設計，抓緊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明確三地功能定位、產業分工等問題，以及加大對協同發展的推動，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這種轉變具有充分的現實基礎和深刻的理論意義。傳統上的區域發展模式以地方主體間激烈競爭，中央地方圍繞分權形成一定的彈性調整機制為特征。然而，經濟發展和統一市場形成對中央和地方關系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的發展，中央政府的相對地位將會增強，地方經濟主體之間實現高水平協調的要求也會突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會逐漸轉向基于分工的協作性關系。

　　要認識到這種轉變，我們必須改變區域發展相互獨立，收益零和的成見，在深入理解經濟主體之間具有互補性的基礎上，以協調博弈的理論視角區域發展的方向。互補性就是指其他經濟主體的積極行動可以使自身行動的邊際回報增加。也即是說，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相互配合，集體行動，將會產生整體收益遞增的效果。但是經濟主體對未來回報的預期和對整體效率的信念是不同的，過分關注當下自身的利益會影響經濟主體為提升整體效率增加投入，造成效率損失。是一種個體理性與整體效率之間的矛盾。在協調博弈的理論上，整體的效率損失對應著不同的均衡水平，就是說即使經濟發展進入某種均衡平穩的狀態，我們也不能保證就沒有通過加強經濟主體之間的協調實現更高水平均衡的可能。由于完全個體決策可能造成無效率的結果，邏輯上可以引入政府這一角色協調經濟主體的行為，提升整體效率。中央與地方關系就可以理解為實現全局協調與實現局部協調之間的關系。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局面是由計劃包攬一切，地方微觀經濟主體沒有活力。既然沒有活力，中央政府也談不上協調區域發展，提升整體效率。局部協調的需要比全局協調的需要更強，應運而生的就是具有高度自主性和主動性的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激烈競爭的關系，中央地方關系在分權與集中之間來回拉鋸。隨著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各地區都形成的各自的特殊利益，而全國性市場也不斷發展，這樣全局協調的需求增強，中央政府的在協調區域發展方面的作用也應當相應增強。地方政府只對自身當下的利益負責，不注意全國整體效率的提升，就可能成為全局協調的障礙。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需要有所作為，推動全國性的經濟協調，就可能建立新的制度框架并保持穩定。

　　如果全局協調能夠實現，中央地方關系可能會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央地分權關系是地區經濟主體發育程度較低、政府治理能力較低時，中央與地方就資源分配和自由決策范圍所達成的平衡。在分權條件下，中央政府可以對地方政府從外部施加限制，而無法對地方政府的行為和相互關系進行精確的定義和引導;地方只會以提升自身對中央的要價為目標，不需要對整體布局有較深入的理解，也不需要與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的交流和互動。例如，在財政分權中，中央可以在收入中拿走一個比例，以此制約地方政府的行為并推進自身的政策，但是無法有效引導地方政府的具體政策。相反，在分工關系中，中央與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整體發展方向的共同認識，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自的任務和相互關系有深入理解，相互配合。

　　從區域發展政策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建立中央地方的分工關系，以適應提升經濟發展效率的要求。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不同地區經濟活動互補性較低，對全國性市場的需求較低，很難形成明確的分工格局，各地區在較為抽象的指導下摸索各自發展道路是主旋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規模擴大，各地區分工合作的需求增強，中央政府對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保障責任增強，就產生了從分權向分工演化的內在動力。通過向中央地方分工模式的演化，中央政府的施政會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全國性協調程度的提高，超越了并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了地方和個人的利益。地方政府也不是只能被動服從中央的指令，而是在與中央和其他地區的學習和互動中形成對全國整體發展形勢和自身比較優勢的深入認識。地方之間對抗性的競爭關系無助于提升整體效率。如有報道指出，隨著鋼鐵價格回升，一些已關停的地方企業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復產。其實，市場保持份額在短期之內對地方政府和企業是更有利的策略，盡管從全國角度看這種自主選擇的策略降低了效率。

　　中央政府要擔負起協調全國性市場，保障公共服務(如養老等)的義務，中央的責任和地方的責任在現代經濟中應當出于一種分工配合的關系，這種分工配合的關系應當有明確嚴格的制度安排作保證。相比之下，一些中國學者強調地方分權中的自主性和事權等議題，沒有明確全國性協調視野下中央地方分工協作關系，可能難以把握現代經濟中區域關系格局的發展趨勢。中國目前正在推動養老等公共服務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統籌，這是通過中央政策促進公民權利普遍保障在新時代的典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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